火车站算了一笔细账:“荆州这里出土最多的是漆器，漆器必须经过脱水处理，要浸泡一种特制的药水，前后得经过两年的周期，中间需要更换五到六次药水，换一次就是8000元。也就是说，一件漆器从出土到进入库藏就得花5万元左右。竹简的处理，更需要大量人工，每一片都得细心地清洗，要用很细的毛笔洗刷，稍微用力就可能模糊上面的字迹，而且同样也要两年时间的药水浸泡。一套竹简维护下来，少说也得10万元。我们荆州博物馆里正式入库登记的文物就有12万件，你可以算一算前后花了多少钱？”王接着说，“更不用说代价昂贵的保养，像漆器和丝绸这些文物的保管都对外部条件有很高的要求，恒温恒湿，一年光空调的电费都要上万。对于我们这种由地方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，一年60万的拨款连工作人员的工资都不够，更不要说进行其他业务工作了。”

　　“荆州地区数万座的古墓，里面一定会有像曾侯乙墓这样规模的王墓，但到目前我们没有主动挖掘任何一座。”谭维四告诉火车站，“因为无论是挖掘，还是保养，地方肯定拿不出这些钱。”“你没有钱，挖掘就是破坏，挖一座，墓就少一座，许多文物就可能损失，就让古墓保存在地下倒是一种最好保护方法。”

　　“而这上面，地方利益和中央利益的矛盾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。”一位从事过文物工作的人士向火车站透露，事实上，任何一个古墓集中的城市，地方政府都想能够挖出大的王墓，而国家出于经费考虑，除了迫不得已的原因，并不主张地方政府主动对古墓进行开发，并对此实行了严格的审批制度，“从这个意义上，私人盗墓由于有可能导致一些大墓被破坏，最后由国家投入资金来挖掘，反而被一些地方政府所默许”。 -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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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国盗墓者与世界文物走私

　　王明钦曾经专门研究过中国的盗墓现象，他说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盗墓高潮，“第一次是在西汉，当时官方允许民间私人铸钱，而春秋战国和秦代的墓葬中最多的陪葬品是铜器和兵器，这成为铸币者盗墓的直接动力。第二次是在清代，是历史和文物研究者为了考据历史的研究性盗墓，这一次盗墓高峰对古墓的破坏性不大，但的确给后来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。”王指出，时间持续最长的盗墓高峰出现在现代，一直至今，文物走私的暴利是更纯粹的诱因。

　　一位经办数起文物走私案的警方人士告诉火车站，香港地区有两条著名的古董街，是中国走私文物进入国外的主要集散地，也是世界文物走私的重要中转地。“中国内地最早的走私文物集散地是在洛阳，后来逐渐发展到西安、甘肃和广州。”“这些地方有些‘重量级’的文物走私贩，他们一般从盗墓起家，做大之后开始经营文物生意。我们曾经在西安抓到一个姓孙的文物贩子，其后，香港地区文物走私市场上的行情便迅速上涨。”

　　“荆州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，盗墓要比北方更为便捷，而且这里的盗墓者多数是农民，文物出手价可以被收购者压得很低，这些优势让荆州从90年代初开始便被文物走私者所注意。”这位警方人士认为荆州只有盗墓者还没有大的文物走私商，“在世界文物走私链条上，荆州还只是一个供给者，远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走私通道”。-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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