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这样，从西武匠到东坡，从东坡到孔庄，经过巡道工们接力传递，最终把纸条送到了涂国长手中。看到皱巴巴的纸条，涂国长的眼睛湿润了，不知是高兴还是愧疚，他对着山谷大喊起来。

与工务人的寂寞不同，新乡电务段孔庄信号工区的职工用“画地为牢”来自嘲。信号工区6名职工，平均年龄46岁，担负着孔庄车站31架信号机、24组道岔、27个轨道区间和室内电气集中设备的维护保养任务。孔庄信号工区工长张新社说：“工务们的‘牢房’是17公里的线路，我们的‘牢房’小，只有四间屋子，加起来也就100多平方米，每天24小时都要守着这些信号设备。”

外出维护保养信号设备，是信号工难得的“放风”机会。23日这天，张新社和常卫卫首先来到了车站的北岔区。张新社先拿出棉丝，将转辙机的外壳仔细擦拭了一遍，然后取出工具打开了转辙机。只见他蹲下身子，一边测量一边用对讲机呼叫信号楼，反复进行道岔扳动试验，观察设备的开闭状况，还不时趴在转辙机上，侧耳细听开闭器的动作声音，观察转辙机的灵敏度。

北道岔检修完毕后，他们又转战到车站南岔区。在去南岔区的路上，张新社手里一直拿着棉丝，每经过一个信号机，他都会把信号机擦拭一遍。张新社说，铁路安全行车全靠这些设备保障，“就像是自己的孩子，看上去亲切得很”。

张新社说，他们的作业方式没有工务部门劳累，但“电务人少，有些困难是工务遇不到的”。新乡电务段党委书记蒋国旗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有一次，孔庄电务工区的职工在电话里说没菜了。当时是下午，在孔庄停车的列车已经发出，蒋国旗只好坐一趟不停车的货车去送菜。

列车经过孔庄的时候，蒋国旗把菜小心地抛了出去，“但职工没接住，掉在地下全摔碎了。当时，我的心也真跟那菜一样，碎了。”

在孔庄，买菜一直是个大难题。车站每天只有一对慢车停靠，火车就成了他们走出大山的唯一交通工具。每天中午两趟慢车相继停站时，是孔庄车站最热闹的时候。

孔庄车站副站长吕晋飞说，列车一停稳，不当班的孔庄人都喜欢到站台上“看人”，因为“每天也就这两个点儿可以看到生人”。不仅仅是人，连车站养的7只小狗，都特别喜欢生人的到来，看到生人来到孔庄，小狗们就会围上去，你走到哪里，小狗就跟到哪里。

但更多的时候，并不会有生人在孔庄下车，下车的通常都是孔庄的铁路职工，手里提着大兜的蔬菜——最常见、最多的就是耐储藏的土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在长治北车站、月山工务段、新乡电务段等单位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凡是机关干部到孔庄站区检查工作，都必须给这里的职工带去蔬菜。

吃不上蔬菜，在孔庄人眼里不算什么，孔庄人最怕的就是生病，因为外出全靠每天的那一对慢车，一旦突发重大疾病只能干着急。2007年12月28日，已经退休的李献忠突发脑溢血，生命垂危。无奈之下，车站值班员求助运输调度部门，请求安排通过的货物列车在孔庄站临时停车一分钟。经过安排，一趟路过的货车拉上用门板抬来的李献忠，几经周折送到晋城市的大医院。

“由于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，延误了病情，几个月后，父亲就走了。”说到父亲时，李健的泪眼躲开了记者的目光。

除了聊工作，孔庄人其他的话不多。的确，在孔庄，抬头是山，低头是山，呆久了，人会变得寡言少语。线路工杜国水说，回到城市里，总觉得自己“两只眼睛总是不够用，走路的时候，腿也总比别人抬得高，别人说的新鲜词很多都听不明白，简直是个地地道道的‘山老闷儿’了。”

不管别人怎么看，这些“山老闷儿”们对孔庄真的有感情了。

逢年过节，李泽亮总是主动留在工区值班，在孔庄这9年时间，有8个春节是在工区度过的。“伙计们都不容易，过年怎么着也得放人家回去，我守着。”李泽亮说。